【历史】慈善家张子宜牧师

西安市未央区的辛家庙村，坐落着一所儿童福利院，系专门收养孤、残儿童的社会福利机构，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该院与基督教会的渊源。从相关历史资料可知，该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22年的西安孤儿教养院。翻开该院的历史，赫然记着一个令人敬佩的名字，他就是西安孤儿教养院创始人及长期负责人——张子宜牧师。张牧师一生致力于慈善事业，在他所在的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于右任曾说，陕西有三位受社会称赞的人，一是水利专家李仪祉，二是报人张季鸾，三是慈善事业者张子宜。影响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张子宜

一

张子宜（1881－1964），原名张典尧，字子宜，清光绪七年（1881）年生于陕西省兴平县南位镇南韩村的农民家庭。由于幼年丧父，家境极为贫寒，因而仅在私塾读书数年便辍学在家，年纪稍长，就在商店作学徒，赚取一些微薄的薪水，补贴家用。光绪二十六年（1900），关中大旱，省西各县尤为严重，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因生活所迫，家里仅有的几亩土地或典当或出卖，以作购粮之资。光绪末年，由于工作出色，张子宜被兴平钱庄推选为经理和商会理事。期间，结识了时任兴平县高等小学校长的张深如先生，此人系同盟会老会员，经常给他讲革命理论和西方工商业发达国家的兴盛情况，并介绍他加入同盟会，作为西路各县联络人之一。不久，西安知府聘张深如为西安实业学堂学监，张子宜随之来到西安，参与创办了陕西省的第一所技术学校。1912年，与南南轩等筹创西安精业有限股份公司。1922年，创办西安孤儿教养院，并任院长。1927年，当选为西安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长。解放后，连续当选为政协西安市新城区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席。1964年12月13日逝世，享年84岁。

青年张子宜

二

光绪三十年（1904）前后，张子宜在兴平基督教堂结识了外国传教士，该堂牧师颇有学识，并同情中国革命，宣传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理论。受其熏陶，张子宜接受了信仰，成为基督徒。

辛亥革命前后，反洋教运动日趋激烈，各地教会纷纷成立独立于外国传教差会之外的自立教会。1913年，张子宜与三原浸礼会刘丹芝牧师、户县协同会王树棠牧师、西安基督教青年会聂梦九董事长、西安基督教青年会张亚雄总干事等和西安市几十位信徒发起成立了“西安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坚决与外国差会割断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西安的自立会一直与其他地方的自立会没有联系，也从未加入自立会的全国性组织“中华基督教自立会”）。“自立会”会址设在新城西门外，所有教会的房地产，都由张子宜经手购置，并长期担任自立会牧师圣职。“自立会”创立后，张子宣牧师常率领孤儿院全体学生体参加主日礼拜。而在孤儿院内，每天都有晚祷，并设有布道所对外传教。

张子宜61岁寿辰（摄于1942年）

三

由于实业学堂的张深如和张子宜都是同盟会成员，同盟会利用学堂为秘密活动点之一，开展反对满清的斗争。因张子宜在兴平工作多年，有一定社会基础，同盟会一度派其回到兴平，联络当地地方武装，随时准备起义。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陕西同盟会联合新军、哥老会发动西安起义，省内各县最先响应的就是兴平县。

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筹备洪宪帝制，对同盟会进行疯狂地镇压，委派陆建章为陕西督军，企图一举消灭陕西的革命力量。同盟会成员张如深、李岐山、景梅九、焦易堂、张子宜等密谋起义，以精业公司和莲花池体育会为联络地点，制造炸药武器。由张如深、张子宜分别到渭北、临潼联络地方武装和会党刀客人员同谋大计。不料，陆建章知悉此事。1916年4月，张深如被捕杀害于陕北甘泉草粮驿，李岐山逃回山西，景梅九被押送北京，张子宜被押于陆军监狱。1916年5月，陆建章被驱逐，张子宜得以释放。出狱后结识冯玉祥，先后被委任为陕西第一平民工厂经理、富秦钱局局长等职。后为抚恤反袁斗争中牺牲的志士亲属，与新任陕西督军陈树藩意见相左，遂辞职。此后，张子宜牧师谢绝一切政治活动，致力慈善事业。经常到各地调查工业发展和儿童社会福利事业状况。

晚年张子宜（摄于1962年）

四

张子宜年少时期，因家境贫困，常到山区购买玉米，在背负回家的途中，时常遇到颠沛流离的饥民，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便会将所带干粮分与饥民，并在内心暗自发誓：“将来若有机会，一定要为穷苦儿童做一点事。”他的这一愿望，到1922年时成为现实。

1920年春，张子宜与张亚雄代表西安基督教青年会赴天津参加全国基督教第八次代表会议，会后赴北京游历。在此期间，先后参观了龙泉寺佛教孤儿院和千佛寺基督教贫儿院。回陕之后，想到本省连年遭灾，百姓艰苦困顿的状况，张子宜决定在西安创办一所孤儿院，收容无依儿童。

其时，张子宜任冯玉祥将军督陕时设立的“陕西第一平民工厂”经理。该厂主要招收失学青年，教以生产技能。开工不久，冯玉祥西北军离陕，将全部财产交给张子宜筹办“西安孤儿教养院”。1922年的1月7日，院董事会召开董事部正式成立大会，公推张子宜为孤儿教养院院长，渝绍儒为副院长，郭希仁为董事长，名誉院长唐慕芬，并推举陆少文等人为本院名誉董事。同年10月28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正式成立西安孤儿教养院，院止设在尚仁路（今解放路）中段，先由陆绍文捐赠田产20亩，后来冯玉祥又劝捐100亩，共120亩，作为孤儿院基地（包括今解放路东二路到东四路大片土地）。

该院成立后，院内分事务组、教育组、训育组、工农组，每组设主任一人，由院长聘请。事务组分设会计股、文牍股、庶务股、收发股、注册股、营业股、被服股；教育组分教务股、训音股、体育股、图书股；训育组分训练股、育务股、卫生股；工农组分工务股、农林股。以上各股各设股员一人，处理事务。并聘请专门技师数人，教授各种工艺，各级又聘请级任一员，专任教授。孤儿院开办时，招收了男孤儿数十名，采取工读教育方式，学生上午学文化课（语文、史地、数学等），下午传习技能。孤儿院设有纺织、栽绒、缝纫、制药棉等课，均聘有技师教导；又开辟菜园，种植蔬菜，除自给外，还供应市民需要，所有整地、灌溉、除草、施肥、播种、收割等劳作，都由学生担任，养成亦工亦农，既有文化又有生产技能的劳动者。

1921年至1926年，陕西省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特别在1926年4至11月，刘镇华围攻西安城八个月，城内居民饿死数万。其时学生已增加到100多人，每天需粮百余斤，八、九月间，粮源断绝，只能以杂粮、麸皮、油渣等充饥，全院师生极为虚弱。张子宜乃向各方奔走呼吁，幸得杨虎城将军与国民需粮站总监吉希文捐赠粮食和代食品，赖以支持，渡过难关。到11月28日西安城解围时，孤儿院全休师生没有一人死亡。西安解围后，冯玉祥将军来到西安，张子宜向他陈述孤儿院在围城期间的情况，冯玉祥将军慨然说：“对你救学生是好事，所有债务，由我军总部负责拨款归还。”

1928年至1930年，关中三年大旱，陕西省西部各县灾情严重，农民为饥荒所迫，出卖儿女，少女儿童每岁一元，被人贩拐卖外省。知此凄惨状况，张子宜乃与北京孝惠学社联系，由该社出资在眉县设立收容所，先后收容女童百余名，后来全部送进孤儿院。从此，孤儿院兼收男女生。1929年，朱庆澜（朱子桥）将军为赈务督办来西安，委托张子宜开办妇女工厂，招收各县逃荒妇女，又由华洋义赈会供给食粮，购置车马，成立运输队，由孤儿院年龄较大的学生驾辕，将赈济粮运往各县，藉以解决部分学生的就业问题。

1930年，天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回陕探亲，因与张子宜是旧交，参观了孤儿院。返回天津后，随即发表有关陕西灾情的文章，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关注，孤儿院亦收到不少捐赠的粮食、物资，得以购置几辆汽车搞运输，积累了不少基金，使孤儿院的教养工作逐步走向正规。此后，杨虎城将军主政陕西，对孤儿院给予多方关照。1934年，陇海铁路通车到西安，西安的商业变得发达起来，孤儿院将解放路临街楼房租与商店，增加了不少收入。其时，在院学生骤增至500人，生活待遇得到了进一步改善，教学和生产设备也较为齐全。抗日战争期间，孤儿院为社会提供了许多纺织、印染、缝纫、制革、栽绒、鞋匠等各类技术人才。

日寇侵华之后，曾多次对西安城区进行轰炸。为了防止孤儿在轰炸中受伤，教养院不得不于1939年将孩子们安全转移到大雁塔附近的新开门村。由于空间狭小，深感不便，张子宜乃致函于右任先生（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长），望其设法解决院址问题。于右任在重庆筹款50000银元，张子宜在长安县太乙宫镇购地60多亩，兴建教室、宿舍、作坊、仓库、磨石房屋100多间（院址即今西安市社会福利院），恢复原来生产设备，并增添了养猪、养蜂和种菜等副业生产项目。

1946年，国民党政府决定：凡以个人名义开办的慈善机构都冠以创办人的姓名，从此院名更改为“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

抗战胜利后，商贩从各战区偷运私货、充斥西安市场，为了方便老百姓购买，张子宜将孤儿院在城内的旧址改为“民生市场”，孤儿院每月可得400余袋面粉，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改善，因于1948年成立职业班，招收本院小学部学生，学期三年，除讲授一般中学课程外，又教给各种生产技术。这一学制的实施，坚持到西安解放。

1949年全国解放，1950年起院务由西安市人民政府接办，更名为“西安子宜育幼院”，一切经费均由国家负担，张子宜仍为院长。从1922年创办到1950年改组，历时29年，累计出院男女孤儿逾4000人，由院方资助从中等学校和职业学校毕业的近百名，大学及专科毕业的亦有不少。

张子宜牧师用他的一生，见证了爱的人生，他所做的一切，一定会被历史记住，更会被上帝记念。

鸣谢：文中照片均由张子宜曾孙张和平先生提供，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