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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牧师的基督教中国化探索：创作赞美诗、建立自立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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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6-08-25 13:34作者：项秉光来源：中国民族报公众号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9zsJmZfk_GuuoAgtlbDq9g

席胜魔，原名席子直，山西平阳府临汾县人，16岁时考中秀才，后被传教士聘为中文教师，逐渐接受了基督教。他的基督教信仰与他的经历和学识紧密相关，体现出极为明显的本土特征。在皈依基督教后，他先后开设“天招局”、创作中国化的赞美诗、建立自立教会，开始了基督教中国化的早期探索。

从清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中国北方各省先后出现旱灾，各地农作物绝收，田园荒芜。灾荒之后，又有瘟疫盛行。这场史称“丁戊奇荒”的灾难历时数年，“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1877年，英国传教士李修善奉派到重灾区山西平阳府赈灾，他先住在临汾城内的铁佛寺里，后来在三府街何二胡同买了院子当作教堂。在这里，他遇到了当地一位名叫席子直的秀才。
席子直1835年出生于山西平阳府临汾县西庄村，他的家族在当地算比较富裕，祖辈父辈都是读书人，擅长医道，颇得远近乡民的尊敬。16岁时席子直考中秀才，在乡里为老百姓主持事务、包揽诉讼，因此颇有些名声。然而，在他进入而立之年时，人生遭遇转折，身体健康与经济状况都受到巨大打击，进入了艰难时期。也就在这时，他碰到一个赚钱的机会。
1879年，正逢乡试之年，平阳府贡院挤满了来自晋南各地的秀才考生，在平阳传教救灾的李修善抓住这个机会，向他们分发地图和传教单张，并且举办了一场征文比赛，设置了高额奖金。经济拮据、贫病交困的席子直挥笔写就4篇文章，并用4个不同的名字提交。结果揭晓后，前3名都是他的文章。为了领奖金，席子直必须亲自上门，于是他不得不拜会李修善。两人在会面之后，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后来李修善聘请席子直为他的中文老师，教授四书五经等中国典籍，自己则教他读《圣经》。在两人长期的相处中，席子直渐渐接受了基督教。
明末之际利玛窦来到中国时，曾经被科举制度所震惊，这个制度保证了文化知识水平高的人在社会上能够获得更高的地位。秀才是进入士大夫阶层的最低功名，是地方士绅阶层的主要成员，他们传承着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为了保护这种文化以及在这种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传统伦理与秩序，士绅们对基督教保持着极为敏感的戒心，在鸦片战争之后，更发展成为与基督教的尖锐对立。
基督教要融入中国本土文化，就需要对中国本土文化有相当知识储备的人，有足够的能力消化两种文化的张力，在冲突中找到一条出路。既是秀才又是牧师，具有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的席子直正是这样的代表人物。
席子直后改名为席胜魔。皈依基督教后，他先后开设“天招局”帮人戒断鸦片烟瘾，创作中国化的赞美诗，还建立了自立教会，开始了基督教中国化的早期探索。
清朝政府一直严厉禁烟，1839年颁布的《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禁烟法。该条例规定，吸毒之人必须戒毒，否者判以死缓，其他参与鸦片贩卖之人，无论洋人还是中国人，就地正法。但是，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禁毒条例无法执行，鸦片贸易也难以限制，清朝政府不得不放开国内的鸦片种植，以对抗海外的鸦片倾销，保护国家经济。鸦片开放后，吸食鸦片的人数随之增加，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了帮助吸食者戒毒，林则徐曾经发明两种药丸：忌酸丸和补正丸。席胜魔的“天招局”也研制了一些戒断鸦片烟瘾的药丸，戒毒成效显著。他在山西洪洞县范村的一名信徒家中成立“天招局”，专门帮人戒断鸦片烟瘾。“天招局”一直发展到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四省，开设45个分局，直到席胜魔去世之后都在运行，据统计到1907年，共有3万多人由此戒毒。
席胜魔没有接受过西式教育，他的知识储备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他对基督教信仰的坚定很大原因是因自身独特的宗教体验所决定的，因此他所表达的基督教，就具有相当浓厚的本土文化特征，这个特征就体现在他的赞美诗创作中。
由于西方宗教歌曲既不适合中国信徒接受和演唱，更不方便用中国乐器演奏，席胜魔开启了中国本土赞美诗的创作进程，他是中国基督徒创作赞美诗的第一人。1883年，席胜魔创作了第一首赞美诗《我们这次聚会有个缘故》，歌词为白话文，曲调用的是中国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构成了中国传统音乐的主要调式，因此具有明显的中华文化色彩。
除了自己创作之外，他还用原来民间流传的曲调进行填词，如《奉主差遣》就是利用民歌《孟姜女》的曲调重新填词而成，《浪子回头》则参考了《苏武牧羊》的曲调。1896年，席胜魔的赞美诗被收集为《席胜魔诗集》印行。1912年，基督教中华内地会将席胜魔创作的76首诗歌结集出版，题为《席胜魔诗歌》，其中有许多至今仍为中国基督教徒所传唱。
1881年，席胜魔创立了福音堂，这个中国人自创的教会管理自立、经济自养、宗教自传，是中国较早的少数本土自立教会之一。席胜魔独特的社会身份和学识，无疑为中国基督教注入了中国本土文化因素。他的“天招局”，他的中国化赞美诗，他的福音堂，都是在中国特殊处境中表达出来的基督教，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最初表现。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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